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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价跌到“白菜价”,猪周期还能反转吗?

猪价跌到“白菜价”,猪周期还能反转吗?

这轮猪市的难,不只是价格低。真正让人难受的是,猪价已经很低了,反转却迟迟没有到来。养殖户在亏,散户在熬,集团场也在压着现金流过日子,生猪现货价格一次次创新低。猪价跌到“白菜价”,为什么市场还是不敢轻易喊反转?是这轮周期下跌尚未走完,还是猪周期特征已经大幅改变?当猪价跌到“白菜价”,这一轮猪周期的反转究竟还要等多久?

猪价十余年新低,猪周期历史演化有何特点?

当前这一轮猪价,已跌到十余年来最低值,当前生猪价格已降至8.88元/公斤左右,见图1。这样的价格水平,按经验本来很容易让市场联想到“底部”“去产能”“反转临近”等词汇。毕竟,猪周期运行到深度亏损阶段之后,低价往往意味着行业正在为下一轮上涨积蓄条件。然而,价格跌到低位,并不自动等于反转已经到来。低价只是周期反转的必要条件,真正决定反转能否展开的,仍要看供给是否完成有效出清、需求能否形成承接,行业基本面是否发生新变化。

图1 20余年国内生猪价格主线趋势(数据源:2015年前为农业农村部官方数据,2015年及以后为生猪市场(交易)价格指数)

从历史经验看,国内生猪市场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低价阶段。进入本世纪以来,猪价已经走过五轮完整周期,并处于第六轮周期中,如图2所示。每一轮都大致遵循“高盈利刺激扩产—供给滞后释放—价格下跌亏损—去产能—价格再回升”的基本逻辑,但周期持续时间、影响深度与驱动因素有所不同。具体来看,第一第二轮猪周期最典型,高价刺激补栏,供给滞后释放,价格回落并进入亏损,随后在去产能推动下重新上行。其中,第二轮受蓝耳病等因素影响更大。第三第四轮周期底部拉长、出清变慢,尤其是第四轮,散户在退、规模场在进,行业开始出现明显的结构分化,导致去产能不再像过去那样迅速而彻底。第五轮周期最为剧烈。非洲猪瘟对有效产能形成系统性冲击,猪价快速冲上历史高位,形成典型的“超级猪周期”,当疫病、政策和市场预期同时作用时,猪周期的波动会被大幅放大。2022年以来的新一轮周期明显不同,价格在“低位修复—再度承压”中波动,但反弹高度明显弱于上一轮,下跌阶段更长,价格传导也更慢。越到后面,猪周期越像一个数量、效率、政策和预期共同作用的复合周期。

面对当前猪价的深度下跌,市场虽会自然联想到“底部”和“反转”,但历史经验同样提醒我们:低价只是反转的必要条件,不是充分条件。因此,有必要系统认识生猪价格变动规律及其驱动因素,以更客观、理性地看待市场波动。

图2 生猪价格走势及六轮周期划分(参考中州期货自制)

猪周期取决于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

猪周期为何反复发生,取决于猪、市场与环境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。“猪”决定供给调整有天然时滞,“市场”将利润预期放大为养殖主体的补栏或去产能行为,“环境”则通过疫病、政策、成本和需求变化不断扰动周期节奏。在这三者交织作用下,猪价会呈现出反复波动、周而复始的运行特征。

生长周期:猪周期形成的基础条件

生猪供给不能像工业品那样随价格即时调整,而受到生长周期的约束,见图3。一般来说,从能繁母猪配种到商品猪出栏,往往需要9—11个月;如果从仔猪补栏开始计算,到形成新增出栏也通常需要4—6个月。若再叠加二次育肥,供给释放时间还会进一步后移。价格是快变量,供给是慢变量,两者之间天然存在时间差,猪周期本质上就是这种时间差不断累积和修正的结果。当猪价上涨、利润改善时,养殖端会积极补栏,但新增供给要几个月后才会集中释放;等到商品猪真正出栏时,市场往往已从偏紧转向宽松,价格也就容易由涨转跌。反过来,当猪价下跌、行业亏损时,养殖户虽然会减少补栏、淘汰母猪,但前期已进入繁育和育肥环节的生猪仍会继续出栏,因此供给不会立刻下降,价格也就难以马上止跌。二次育肥可能会放大这种滞后效应,在看涨预期下,一部分生猪继续压栏增重,导致短期供给后移;而后续一旦集中出栏,又会加大市场压力。因此,生长周期决定了生猪供给天然具有滞后性和惯性,这正是猪周期反复发生的基础条件。

图3 生猪从繁殖到出栏的流程示意

市场行为:猪周期涨跌的放大机制

如果说生长周期决定了猪周期为什么会反复发生,那么市场行为则决定了这种波动为什么往往会被进一步放大。生猪养殖并不是一个对价格“即时反应、即时收缩”的行业,养殖主体会根据当前利润、未来预期和周边行为来决定补栏、压栏、二次育肥或淘汰母猪。也正因为如此,市场常常不是线性调整,而是在情绪和预期推动下形成“顺周期扩张”或“顺周期收缩”。

现货价格往往先行变动,而能繁母猪、商品猪存栏和出栏等指标则滞后跟随,见图4所示。在价格上涨阶段,市场看到利润改善后会集中补栏、留种、增重,供给指标在价格高位之后仍继续上行;等到这些新增产能逐步兑现为出栏时,市场往往已经从偏紧转向宽松,价格便容易回落。猪价刚回落时,养殖主体通常不会立刻大幅去产能,而倾向于继续观望,甚至通过压栏、赌后市、延迟淘汰等方式等待价格修复,造成供给压力持续累积。当亏损持续扩大、现金流压力显著上升时,去产能才会真正加速。于是,市场行为就会把原本的供需变化进一步放大:上涨时,乐观预期推动补栏和压栏,使供给扩张更充分;下跌时,观望和拖延又使去产能启动更慢,导致价格在低位停留更久。因此,猪周期并不只是“供需缺口”的被动结果,也是“市场预期—养殖行为—供给变化”连续反馈的结果。

图4 2019年到2022年的月度生猪现货均价及规模场样本企业存出栏指标(数据源:上海钢联)

疫病冲击:猪周期反转的关键因素

如果说生长周期决定了猪周期为何会反复发生,那么疫病冲击往往决定了一轮猪价上涨启动得有多快、幅度有多大。疫病不只是扰动市场情绪,更重要的是会损害母猪繁殖性能、仔猪成活率和育肥效率,从而压缩未来几个月的有效供给。

从历史经验看,国内多轮猪价上行都伴随着重大疫病事件,见图5。2004年高致病性禽流感更多是通过替代效应抬升猪肉需求;2006年高致病性蓝耳病、2010年变异PEDV、2011年伪狂犬病变异株,则更多是从生产端打击母猪和仔猪,降低繁殖效率与成活率;2018年非洲猪瘟的影响最为剧烈,对行业有效产能形成系统性冲击,直接推动猪价进入“超级周期”。这些案例说明,疫病往往会在原有供需变化基础上,进一步加速供给收缩,成为猪周期起涨的重要催化剂。

疫病之所以常常成为猪周期起涨的关键因素,在于它会明显加快供给收缩的速度。正常情况下,产能去化往往要靠连续亏损慢慢推动;而疫病发生后,母猪淘汰、仔猪死亡和补栏信心下降往往会同时出现,使价格更容易摆脱低位、进入上行阶段。当然,疫病冲击并不必然单独决定整轮周期方向。它更多是在生长周期和供需失衡已经存在的基础上,放大供给收缩、强化市场预期,从而改变周期运行的斜率和幅度。

此外,一些政策调控冲击也会影响猪周期节奏。环保禁养、排污约束和疫病防控等政策,会通过影响养殖准入、产能布局和补栏预期,改变供给收缩与恢复的速度。2014年后环保政策收紧,散户产能压缩从而推动第四次猪周期演变。

图5 重大疫病对生猪价格的冲击示意图

猪周期的逻辑发生了深刻演变

之所以要讨论猪周期的“新变化”,是因为当前猪周期的运行逻辑,已经明显不同于过去单纯由“价格—补栏—出栏—再跌价”推动的传统模式。近些年,影响猪周期的变量显著增多,周期的复杂性明显上升,核心来源于三方面:一是供给侧结构发生变化,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,头部企业逐渐成为产能调节的主导力量;二是金融工具不断介入,期货套保等手段使养殖主体对价格波动的应对方式更加多样,周期预期开始前置;三是需求、政策与技术环境持续变化,猪肉消费增长趋缓,环保、防疫、种养效率等因素共同改变了供需调整节奏。正因为如此,今天的猪周期波动方式、传导机制和反转条件,都比过去更加复杂。

市场集中:猪周期波动收敛的结构基础

国内生猪养殖的规模化率(大于500头)已由2010年的35%持续提升至2024年的70%,十四年间提高了35个百分点。2025年以牧原、温氏为代表的TOP30猪企出栏量达到2.77亿头,占比超35%,见图6。我国生猪养殖已由过去以散户为主的分散供给格局,逐步转向以大型企业和规模场为主导的集中供给格局。过去,生猪养殖以散户和中小养殖户为主,价格上涨时,散户往往迅速补栏;价格下跌时,又容易集中退出,供给调节带有明显的同步性和情绪化特征,这使得猪价往往大涨大跌,周期波动幅度较大。

但近年来,随着环保约束趋严、疫病防控要求提高、资金和技术门槛上升,散户持续退出,规模企业和标准化养殖场在行业中的比重不断提升,生猪供给的主导力量正在由分散主体转向头部企业。与散户相比,大型养殖企业在资金实力、疫病防控、种猪体系、成本管理和出栏安排上更具稳定性,其补栏和去产能行为不再完全跟随短期价格波动,而更多依据长期规划、现金流安排和资产负债状况来决策。这意味着,行业供给虽然仍受生长周期约束,但供给调整的方式已更加理性、节奏更平缓,传统那种“价格一涨全民扩产、价格一跌集体去化”的模式正在弱化,图7可发现随着价格持续下跌规模化企业的生猪存栏量反而不减反增,存在逆周期特征。市场集中度提升,本质上改变了猪周期的供给弹性,使得产能出清变得更慢、更克制,价格暴涨暴跌的极端情形相对减少,猪周期整体呈现出波动收敛、持续时间拉长的特征。

图6 2025年全国TOP30生猪企业年度生猪出栏量及历年生猪养殖规模化率(生猪养殖规模大于500头)演变趋势(数据源:农业农村部、新猪派、艾格农业)

图7 2022年至今的月度生猪现货均价及规模场样本企业存出栏指标(数据源:上海钢联)

金融工具:猪周期预期管理的重要变量

过去猪周期更多由现货价格直接驱动养殖主体行为,随着生猪期货2021年启动,金融工具正越来越深地介入猪周期运行过程,并改变市场对供需变化的定价方式,使猪周期从“现货主导、被动反应”逐步转向“预期前置、主动管理”。从图8可以看出,期货价格走势并不完全跟随现货,而是分期限反映市场对未来供需的判断。当市场判断短期出栏压力较大、现货偏弱时,近月合约往往贴近甚至提前反映现实压力;而当市场认为后续去产能可能逐步见效、供需关系有望改善时,远月合约则会维持相对更高价格。期货曲线本身已经成为观察猪周期的重要窗口。

金融工具对猪周期的影响,首先体现在风险管理能力的提升。对于规模养殖企业而言,生猪期货、饲料原料期货可以帮助其锁定部分销售价格、对冲成本波动,从而减弱利润对现货价格的单一依赖。过去,猪价涨跌容易迅速放大补栏和去产能行为;而在金融工具逐步普及后,一部分主体能够通过套期保值平滑利润波动,降低“追涨杀跌”式调整。其次,金融工具强化了预期对现实的反向影响。期货价格本来是对未来供需的预判,但随着市场关注度提升,也会反过来影响养殖企业、贸易商和投资者的行为,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猪周期。当然,金融工具并不会消除周期波动。生猪供给仍受繁殖和育肥周期约束,现货市场仍是最终供需兑现的场所。但与过去相比,猪周期已不再只是现货价格的被动波动,而更多体现为现货与期货共同作用下的动态定价过程。金融工具没有改变猪周期存在的基础,却正在重塑其传导机制和波动节奏。

图8 生猪现货与期货合约价格对比曲线(数据来源:天勤量化)

需求调整:猪周期上行收窄的约束条件

在传统猪周期中,需求端往往被视为相对稳定的背景变量,周期波动更多由供给收缩与恢复决定。但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变化、人口增速放缓、肉类替代品日益丰富,猪肉需求本身也在发生深刻调整。

一方面,猪肉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,具有较强的消费基础,节假日、腌腊季节和餐饮恢复仍会对阶段性价格形成支撑;但另一方面,居民膳食结构日趋多元,禽肉、牛羊肉、水产品以及预制食品等替代选择不断增加,猪肉消费的刚性正在减弱。特别是在经济增速换挡、人口结构变化和健康饮食观念提升的背景下,猪肉需求整体已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向相对平稳,单纯依靠需求扩张来支撑高猪价的条件明显弱化。

需求端的这一变化,对猪周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其一,当供给收缩推动猪价上涨时,需求对高价的承受能力不如过去,终端替代和消费抑制更容易出现,从而限制价格上行空间;其二,当市场处于供给宽松阶段时,需求增长又不足以快速消化过剩供给,价格低位运行的时间可能被拉长。换言之,需求端不再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背景,而正在成为影响猪周期高度和持续时间的重要约束力量。猪周期依然存在,但其顶部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轻易冲高,价格运行的“天花板”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
图7 我国猪肉消费水平历史趋势(数据源:FAOSTAT)

猪周期何时有望反转?

与过去相比,本轮猪周期所处的产业环境已更加复杂,供给调整更慢、政策干预更强、市场预期也更多受到期货价格和头部企业行为影响。因此,对猪周期反转的判断,不能只看价格是否足够低,而要结合供给端是否真正收缩、政策是否持续加码,以及市场预期是否开始发生变化来综合观察。

供应指标方面,当前市场仍未出现“供给已经明显收缩”的明确信号。从图8中可以看到,规模场生猪存栏量仍在持续上升,补栏形成的存货压力还在继续累积,现货价格仍面临较大压制。与此同时,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出现高位回落,这意味着上游产能扩张的节奏开始放缓。考虑到从能繁母猪变化传导到商品猪存栏通常存在时滞,若这一趋势延续,规模化养殖场生猪存栏量或需约4至6个月见到拐点,考虑到散户养殖出清速度可能更快,则半年时间左右可实现一定的库存压力缓解。也就是说,母猪端已开始释放“未来供给收缩”的信号,但当前商品猪端仍处在存量消化阶段。若无疫病、政策或需求端超预期变化,基本面要完成过剩供给的出清,仍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存量、修复供需关系。

政策力度方面,当前“稳猪价、调产能、稳预期”的政策取向仍在持续推进,但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。4月初,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、财政部等部门明确表示,将开展今年第二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,并要求各地同步收储,意在对市场预期进行托底,缓解价格持续下行对养殖端信心的冲击。与此同时,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”,农业农村部提出将年内能繁母猪调控目标由3950万头左右下调至3650万头左右,并相应调减年度出栏量,政策导向已明显转向压减过剩产能、推动供需重新匹配。若后续猪价继续低位运行、行业亏损迟迟难以修复,相关政策大概率仍会沿着储备调节、产能调控等主线继续加码;其中,收储更多是稳定情绪、放缓价格下跌节奏,难以单独扭转周期走势,而若产能调控进一步细化并加快落地,则有望推动行业出清提速,为猪价企稳回升创造更有利条件。

总体来看,当前猪价虽然已经处于低位区间,但无论从商品猪存量、政策传导还是市场预期来看,反转条件仍在逐步累积之中,尚未完全兑现。后续判断猪周期是否真正迎来拐点,关键仍要动态跟踪三方面信号:一是产能和库存指标是否继续下行,尤其是能繁母猪、生猪存栏和出栏水平的变化;二是政策力度是否进一步加大,并真正推动行业出清节奏加快;三是期货与现货价格能否出现更明确的联动修复,带动市场预期由悲观转向改善。只有当这几方面信号相互印证,猪价反转的基础才会更加扎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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