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元猪价时代!集团猪企自陷三重伦理“自杀”

4月11日，有好事的网友统计了3月份，集团猪企的出栏量后，发出感叹：万万没想到，集团猪企去产能是假的！

除了牧原股份去能繁致使第一季度同比微降之后，绝大多数集团猪企同比增长显著。

正邦科技同比增长59%以上；

巨星农牧同比增长39%以上；

大北农同比增长28%以上；

……

为什么在政府职能部门三番两次地开会喊话去产能的政策引导之下，绝大多数集团猪企采取了相反的举措——非但不减产能，反而增产？

相信市场理论的人，总会认为企业决策是理性的。为何在猪价跌入到了10年来最低价的今天，增产的集团猪企却集体陷入到三重伦理“自杀”之中？

9元猪价时代，可以肯定地说，增产的集团猪企后悔了！

公开的信息，有的猪企开始卖资产了；有的猪企公开筹资了；还有的猪企私下里承认时日不多了……

为什么增产的集团猪企自陷到了今天的生存绝境之中，又为何会自陷到失血的经营局面？

增产的集团猪企在这次调控中违背了三重伦理操守。

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语境里，市场与政策的博弈中，向来市场主体会低头。然而，这一次刚性的政策遇到了生猪市场，却失去了效力。

为何增产的集团猪企违背调控政策，违背自己对调控政策的承诺，选择了阳奉阴违，选择了弃约？

增产的集团猪企陷入到了去产能的“囚徒困境”——我减产了，别人不减，我亏大了。他们集体性选择了相同的生产策略——别人减产，我增产。

今天，低猪价致使他们集体性自陷到了经营困局之中。

追根溯源，这是他们集体性地选择失信——对政策失信造成的。这种失信，不止是对政策权威的蔑视，更是对自身诚信（承诺减产）伦理的违背。

增产的集团猪企诚信缺失，则意味着不愿意履行产业共生的责任，选择了信用“自杀”。

不听政策指导，有情可愿（自认为独立的市场主体）。可是，如果连商业周期规律都不愿遵守，只能说，这些增产的集团猪企失去了基本的市场判断，放弃了市场理性，选择了盲从侥幸的“自杀”。

回顾去年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调控生猪产能的时间线：

2月21日，农业农村部召开专题会议，明确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已接近“绿色合理区域上限”，首次提出调控要求，合理淘汰能繁母猪、减少二次育肥、控制出栏体重。

6月10日，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生猪生产调度会，提出全国能繁母猪调减约100万头的目标，并明确要求降低出栏体重、严控二次育肥。

7月23日，农业农村部召开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，再次强调要合理淘汰能繁母猪、减少二次育肥、控制肥猪出栏体重。

9月16日，农业农村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召开生猪产能调控企业座谈会，对“去产能、限二育”作出具体部署。

四次会议，一次比一次会议传递的调控调门高，一次又一次对集团猪企量化下达去产能指标。

然而，增产的集团猪企不听从政策呼吁也罢，为何又对市场产能过剩的现实视而不见呢？

职能部门如此高频率的喊话，本身就是预警产能过剩了。反复面对这一产能过剩信号，理性的猪企决策者此时应当如何决策生产？

正确的做法是，即使政府不号召降能繁，也要基于自身的风控能力，付诸行动减能繁、降出栏体重了。这是一家猪企面对周期规律应有的基本判断力与生存态度。

然而，增产的集团猪企面对将要到来的过剩市场选择了逆市扩产，赌一把政策调控留下的市场空间（要知道市场空间来自于自身行为塑造）。

今天，他们何承想到增产的反身性会在9元低猪价期置自己于生存悬崖边缘？

不尊重生猪周期，就会反噬自身；不尊重商业规律，就自陷赌局。不管这一次增产的集团猪企能不能走出这一轮猪周期的煎熬，选择逆市增产就是对市场商业伦理的自戕——放大自身生存管理风险

。

不管是违背自己的去产能承诺，还是不尊重商业规律逆市扩产，选择增产的集团猪企只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——自利。

自利是人之天性，本无可厚非。不过，如果过度追求自利并让自身陷于困局，这就是产生了自利违背不伤害原则（人不应伤害自己和他人）——因放弃共同责任而选择“自杀”。

当今，生猪市场发育到了一个集团猪企当道的情势，履行行业共建责任，共同构筑共生共赢的产业生态是每一家集团猪企义不容辞的义务。毕竟，市场跑马圈地空间很少，市场竞争基本处于均衡状态。

此时，每一家集团猪企的生存方式一定要改变！

生猪产业要健康可持续发展，与每一家集团猪企的自身经营行为分不开。共生的产业生态正是一家家猪企一致性行动构建的，产业利益同样是共同创造的。如果仍然采取旧的生存思维（你死我活地争夺市场）围绕自利决策，那么，行业整体利益一定受损。

这次猪市成为烂市，正是增产的集团猪企一致性选择不尊重商业规律、一致性选择自利导致的。这种为了自利，放弃行业共赢责任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每一家企业自身。

身陷周期谷底，集团猪企能不能反思自身信用、理性与责任的三重伦理“自杀”行为，能不能走出旧我，决定着中国生猪产业能不能共创共赢未来。